陈年旧事陆善本不愿意详说，主要是不大光彩。可陆旭秋摆出少年人的乖巧，用着他从叶沛元那儿学来的胡搅蛮缠的语气，参和些孙子辈的撒娇态度，很快博得陆善的好感。在他有意地追问下，那些尘封多年的往事也被层层剥开。
故事得从上山下乡开始说起。
和书本上一带而过的历史有些差别，早些年下乡确实很苦，年轻人们去西北去新疆去苦寒无人之地，没做过半点农活的男男女女吃尽苦头，根本挺不下来，病了受伤了连医生都找不到，多少人再也没回来，纵使回来，也落下了一辈子的病根。
一直到了七零年代中末期政策渐渐松动，有门路的人会安排子女去些“好地方”，熬个两三年再回去。
他们这儿就算是个“好地方”，虽然山高偏僻，可是人丁旺盛，因为县城从古至今都是有名的酿酒重镇，周边的农田是极其适宜小麦种植的肥沃土壤，只要老天赏饭风调雨顺，农民们一向是不担心收成的。
有人，就意味着有关系有组织，所以来这儿下乡的大多数都是托关系的干部子弟。
当然“好地方”这个说法只是相对而言，重庆是个夏季极其闷热的城市，而夏天又恰恰是麦子收割的季节，为了让面粉更早发酵，很多从北方来的年轻人经常在稻田里忙着忙着就中暑了。照陆善的话说，热病就是一种富贵病，像他们这些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人，寒冬酷暑都得下地，根本没得选择，怎么会弱得留点汗就发病。久而久之当地人并不怎么喜欢这些来下乡的“京娃娃”，加上文化方言、生活习惯、饮食爱好都不相同，自然而然就分成了两派。
一派是像陆善这样的本地青年，肩能抗手能提的庄稼汉；另一派是城市子弟，生活上没什么认知，也不怎么能做苦力。在这其中，能做到两派关系都不错的，只有北京来的俞家兄弟。
哥哥叫俞生南，二十四岁，与陆善年龄一样，据说二十岁不到就念完大学了，之前在大学里教书做研究，后来停课了，响应政策就下乡了；而弟弟叫余振北，二十岁，没读过什么书，入伍两年多，这次主动来下乡做民兵。或许还有别的隐情，但在那些年有或无并不重要，这是一种集体的行为，跳脱在外的反而另类。
俞家兄弟给陆善的第一印象是Jing明且友好的，因为每年下乡的队伍一来，公社社长、村长还有年轻人们都要去村口迎接，等着知情们的平板车到了后一起帮忙推行李上山，经过一路的颠簸大部分人都累得脸色发黄，胃酸直涌说不出话，而俞生南是个话痨，啃着发干的烙饼和他聊聊一路的风土人情。陆善听不懂那些形容词，但对方显然是有文化的，甚至偶尔模仿几句蹩脚的川渝方言，惹得他们哈哈大笑。等他们把行李扛到山上的宿舍楼后，那个路上一直没说话的弟弟，忽然从自己包裹里掏出了一包大前门，趁别人没注意，偷偷递到陆善的手上。
“谢谢陆大哥了。”
大前门是品质一般的香烟，在北京送人都是中华或者骆驼，但在陆善这种农村人眼里已经是极好的了，他忙说不要不要，却被对方强塞在手里。
“收下吧陆大哥，以后麻烦你的地方多着去了。”
这种熟练的姿态和口吻俨然是老手了，陆善眼看着“好烟”进了口袋，脑子飘飘然，就不再推拖，双手插兜让他好好休息。
往后这样的小恩小惠常有，陆善拿人手软，便经常照应这对兄弟，比如插秧季一到，农作时双腿每天都要埋在田地里，泥地里藏着许多虫子，咬得人浑身都长疙瘩，挠得多了就破了流血结疤，再下地就容易感染生病，而陆善会给兄弟俩送点村子里常用的驱蚊水或者土花膏。有一回，俞生南被蚂蝗沾上了，吸在小腿上，留了一个大脓疮，每天都在稀拉拉地流血，于是陆善就拜托县里的老中医开了点治疗的方子，因为自个儿没空拿药，便拜托了妹妹去送。
这便促成了陆缘和俞生南的初遇。
那会儿陆缘十六岁，正是好奇心最强的年纪，她没离开过山城，格外向往山外头的世界，而俞生南见多识广，她问什么对方都能回答。第一次她问，你既然从北京来的，能告诉我天安门什么样子？俞生南老老实实答，有多宽有多长，什么颜色什么样儿，描绘得一清二楚。于是她又问，那你见过飞机吗？像大鸟吗？俞生南反问她大鸟多大，陆缘撑开手臂说，大概三个我这么大吧。俞生南笑着说如果就三个你的大小怎么装下好几百人呢？
听出对方的揶揄，陆缘心里不快活，她觉得对方笑她没见识，瞪着眼睛说，你知道飞机有什么用，还不是连种地都不会！然后气鼓鼓地跑了。
然而隔了一天，她又送药过来，若无其事地抛出好些个问题，俞生南也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有问必答。于是一来二去，两人就这么相识相知，再到后来，慢慢熟络情愫暗生。
这期间，陆善不能说对这两人的暧昧一无所知，毕竟妹妹口中频繁地提到俞大哥的名字，已然超过了崇拜应有的范畴。但那会儿他觉得这事儿成不了，不是一路人，迟早都会散，而且对方已有家室，这是公认的事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