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总觉得自己的人生会有高光时刻。何谓人生高光时刻，我将事业和人生挂钩，最大的梦想是考研读博，在大学做个教员。”
近珠笑，“此处方圆百里也没一所大学。”
“我要在这里澄清，我不当老师只是一个工作，也不以此谋利，我想育人，想写出对社会有贡献及价值的论文。”
“梦想的和现实出现了差距？”
“是，读研时，我写不出有价值的论文，我发现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。”
“为了不让自己玷污教育圣地，便不再向前，人生忽然失去了方向，既失望又难过。人生处在岔路口上，茫然无措。”
“是，”钟飞飞笑说，“我物欲不高，对钱没有太多执念，只有一颗心向读书做研究。”
“难得，”近珠赞道，“消费主义之下竟有漏网之鱼。”
“我原先也臭美，搞发型、挑衣服天天要花几十分钟，”钟飞飞悄说，“后来偶看老剧发现，如果是真美人，再难看的发型、妆容也美；只有伪美人、伪帅哥才挑这捡那。而且，单凭一件华裳、一个贵表，并不能改变我的阶级、模样。”
“自暴自弃。”
“研二的时候有三个月的实习期，我在家待着，前两天觉得做家庭妇男也不错；第三天发现，一日忙三顿饭，地板一踩就脏，一脏就要拖，烦死人；第十天的时候我就有些抑郁，觉得自己啥也不会、啥也不行，没有成就感。”
“单个人的解放不叫解放，全人类的解放才叫解放。”
“我背过一段时间经文，因为我昨天看见寺庙的一则招聘广告，其上称，能背诵《法华经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道德经》者，优先录用。”
“怎么没去？我闻过文殊院的午饭，很香。”
“没那个胆量，怕被爹妈打死，毕竟爹妈只问结果、不管过程。同样的理由，也使我放弃了另一个梦想，即寻个富婆做依傍--富婆给我钱，我给富婆爱。”
“不错，利弊权衡得当。”
“再后来，觉得去个偏僻大厂不错。”
“繁华，只是浅薄的喧闹。”
“但没能找到，所以就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哀叹，此生与共产主义无缘。”
“可依乌托邦所言，那个时代，每个人仍需劳动，到外地旅行仍要劳动；每日三餐定时定量，我没看到允许餐食中吃垃圾食品的时间。”
“世间事，苦为多。”
“然后呢？”
“我开始绣十字绣？”
“你的爱好真广泛。”
“原是给我妈买的，她没绣完，我拿出来绣，绣的时候一直听新闻，听见里面说扶贫。”
“突然就知道自己的未来何去何从了，还找什么别的工作，考公务员是最好的工作。”
“人是顶反复的动物。”
“做公务员，身处大平台，背靠国家权力机关，其间皆是志同道合者。先讨厌做公务员，也是因为听说公务员是混吃等死的职业，所以不愿进去浪费自己的生命，可是扶贫是一项伟业。只要有志之士都可参与，都可为国家、社会、人民做一份贡献，我当时突然明白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之间的勾连。”
“我羡慕你，我选错了行当，我们这一行，靠嘴巴吃饭，常日里就是叉着腰跟人家吵一吵，没有其它用处。”
“怎么可能，费孝通先生几十年前就说过，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代。”
“可费先生的下一句是，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，尽量创造。我没有创造能力，且不愿放弃眼前利益。”
“这是常情。”
“那大概是我本人不行，要不我也去考个公务员？”
钟飞飞摇了摇手指头，“你觉得，重要的是从何业，还是为何事？”
“我一直认为是前者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比如关爱留守儿童，需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；另外，受限于行业规矩；再有，”近珠顿了一顿，“我总是在我与他之间挣扎。原先，我只有我，只做利己之事，并无其他顾虑。突然一日，我有了他。我做这件事时，会给旁人造成什么影响，我开始害怕，害怕自己的行为会让别人受不了。”
“人这一生，总是平淡居多。要但行好事，接受自己，做一个凡人。拿疫情期间的情况来说，私家车主自发组织接送医护人员、厨师做了饭送给值班交警，这都是他们在能力范围之内为防疫做的贡献。拿扶贫本身来说，有医生参与进来改善贫困地区的医疗状况，有舞蹈老师教授留守儿童舞蹈，大家皆是在自己能力之内为扶贫、防疫出一份力。就我所知，有一项村居法律服务，是由律师进行的，每月要去村居值班两个半天以上。这事交给公务员办就不合适。因为这份工作需要每月几次去村居坐班、平日里还要提供法律咨询，公务员工作一贯稳定，他们不见得能适应这种不稳定、高强度的工作样态。另外，如果司法所工作人员接下这份工作，他们绝对不只要做这一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