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，当然，我也是一个人去食堂吃饭的。从食堂回来，在我蹓跶般地往宿舍里走的时候，却发现，他挡住了我的路。
我抬头看了一眼他，马上把头又低了下来，什么也没说。
“阿勇，对不起，老师昨天晚上做梦了，希望你别计较，原谅教师。”
；我没说什么，不知道说什么，我看着自己的脚尖，看了一会儿，我又走了。我知道他还站在那儿，站在我的背后。
新学期很快又来临了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初中阶段最为关健的一年。我们都铆足了劲，因为我们谁都希望能考上县一中，那样以后考上大学的机会就要多得多。只有考上大学，才能奔出这个祖祖辈辈生活着的贫困的苗寨。
我们是一群连县城都没有去过的苗乡孩子。苗寨很穷，因为住在大山深处，收不到信号，我们连电视也没有看过，但是对于外面的世界对于我们的未来，我们却充满了幻想充满了希望。
我们常常在宿舍里谈论着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未来。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愿意呆在家里种田，小伟希望以后能在政府里上班，一天八个小时，泡杯茶，看看报纸，然后回家抱抱小孩哄哄老婆；牛哥则希望有一天能拥有一辆自己的车，开着它满世界跑，开开眼界。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去电台做一名播音员，或者是一名记者，我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讲一口像杨老师那样甜美流畅的普通话。我知道，那很困难，我们苗族口音很重，但是我隐约地感觉到我一定能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。多年之后，我终于成为了省电视台的一名记者。而我初中的同学，我一个寝室的室友，他们仍然在那个苗寨里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。有一次过年回家，去同学那里串门，三十几岁的他们一个个都苍老得几乎让我认不出来。对于我，他们充满了羡慕充满了自豪。他们喜欢和我一块儿走，逢人便说：“嘿，这是我同学，省电视台的。”在事业上，我是幸运的，这一点我一直承认。虽然我的老师我的班主任给我留下过很多不堪回首的记忆，但是他也给了我无限的帮助。没有他，我也无法走到今天，没有他，或许我今天还是一个在深山老林里耕作的苗民，充其量是一个认识几个字念过几年书思想稍微进步些的苗族农民。我承认，我恨过我的老师，但是我也无比地感谢他。
我们学校是一所很小的乡村中学，学生都是附近村寨里的苗族孩子。虽然也是住校，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家离学校都不是很远，最远的也只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。初三那年我们取消了所有的休息日，每个星期就星期天放一个下午的假，大家赶回家取些酸菜柴米之类的东西（我们在食堂吃饭，食堂收柴和米外加很少的一些加工费）。
我们学校的学杂费不贵，一个学期才十几块钱，但是这十几块钱对于一个深山里的农家来说，却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因为山高地贫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拿到集市上去卖，也就很难弄到钱。我家的情况就更要糟些。家里四兄妹，有三个在念书，帮不了家里什么忙，而且每个星期还要生活费，我每次星期天回家都带上满满一罐自家腌制的酸菜和一袋大米，然后吃上一个星期。我从来没在食堂里买过菜。?
初三那年，新学期开学一个多星期了，我还没有交学费。开学那天我从家里出来，几次想开口，但是看到病床上的妈妈和爸爸那双忧郁的眼睛，我又打住了。妈妈不知道得的什么病，一个多月了，请了几个本地的医生，抓了好几副草药，还不见好。姐姐跟邻村的一个妇女出门打工去了，两个弟弟一个念初一，一个小学四年级，都还不懂事。我知道我不能再去学校念书了，但是我不甘心。开学前的那几天，我在田地里拼命地干活，甚至连中饭都不回家吃，仿佛这几天我要把一年的活全部干完，然后安安心心地念我的书。开学的那天，我还是收拾了行李，我拎着书包，走到爸爸面前，他看了看我，什么也没说，把脸别了过去。我狠了狠心，离开了家。
我是穿着一件背心趿着一双用烂轮胎做的拖鞋走进教室的，姐姐不在家，妈妈病了，没人给我做布鞋。我把每天的三顿饭改成了两顿，每次吃饭时就去弟弟的寝室，和他共吃一瓶酸菜，只要学校别因为学费的事把我赶回去，我觉得我们就能挺过去。我和同学们交往得越来越少，我发疯般的玩儿命的读书。晚上寝室熄灯后，我还去厕所外面那盏路灯下看书、记单词。我几乎已记不起我曾和杨老师有过的两个晚上，那时候，我觉得，除了学习，其它的一切都远离了我的生活。
一个星期后，星期天晚上晚自习的时候，杨老师把我叫了出去，叫到了教室外面那棵老槐树下。
站在他面前，我低着头，什么也没说。他默默地看着我，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看着我。
沉默了好久，他终于说话了：
“这个星期课余时间你干嘛去了，寝室熄灯了还没见你人，休息和吃饭的时候也找不到你，在忙些什么？”
我还是什么也不说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面对着他。
“还有，班里只有两个同学没交学费了。”
“还有，学校规定了不准穿拖鞋进教室，一个假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