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何行动表明要插手他们的关系，但提早做好准备，以防万一，总是有必要的。
罗让想，也许有人会嗤之以鼻，但他的确只有一颗真心能够奉上。只要余老师不嫌他，他就有勇气坚持。
余老师现在在哪呢？希望他一切顺利，恳求他不要重启“象盟”。要是他喜欢平凡的生活，罗让愿意一辈子假装不知道这些事。他想：余老师，千万不要为了我，去勉强自己。
余希声倒真没有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打算。经历了一些不太美好的事情后，他认为自己变成了一个胆小懦弱的人。他只想做一个教书匠，把山里的孩子带出去。他喜欢孩子，愿意照顾他们，保护他们。
现在，他养的“大孩子”被人欺负了，他心中痛恨，便佯装强势，拿起锋利的武器，要赶走那些可恶的敌人。
余希声没有像罗让想的那样，去找那些人“硬刚”。他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乡村教师而已，哪里有这样的能力呢？他能做的，只是稍微动用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源，绞尽脑汁地扯起虎皮当大旗。
首先，他联系到寓居新城干休所的一位长辈，询问他那里是否有一架钢琴。他说，学校有汇报演出，他要献奏一曲，但多年不弹，手上功夫生疏了，于是想借用数日。
老人不疑有他，非常开心，得知学校正在放假，索性让司机过来接他，说干脆去干休所住几天，趁着正好要练习，给他们几个老家伙蹭个耳福。
余希声从善如流，欣然允诺。
坐上老人派来的车，半路上，他对司机说，要去某地驻军后勤处见个朋友，请他绕个弯子。这不算大事，他又给司机买了点烟酒，后者就挺高兴地答应了。
到了地方，他让司机在路边停下，说去去就来。在门口，点名要找后勤处某位主任，说要举报“非法使用军车”的情况。当然没人理他。但看到他坐着挂部队牌号的小轿车来，也没敢把他拒之门外，就把他带到一个接待室，让他坐冷板凳。他等一会儿，就看一眼腕表，半个小时以后，面色一沉，转身离开了。
回到车上，他跟司机说，没见到那位朋友，要去警备司令部找人。路上可能会遇到那位朋友，所以要开得慢一点。司机有些不耐烦，得到一个红包后，摸了摸厚度，又乐呵呵答应了。
没多久，刚离开的后勤处开来一辆车，追上了他们。原来，余希声要找的那位主任一直在办公室，只是不高兴出来。后来因为他一会儿看表一会儿看表的动作引起注意，就叫来岗哨问了几句。听说挂的牌是“京V05”打头，立马上了心——这不是首长家属吗？再追问动向，说是去了警备司令部，登时就急了。在这儿举报不成，改去司令部找纠察了？那他们后勤处还不得扒一层皮啊！在部队待过的，都知道纠察的恐怖之处，当下不敢大意，立刻上报。上头也相当重视，这就让他来追，好悬半路上追到了。
主任气喘吁吁下了车，小跑到余希声车旁，轻轻敲他车窗，有点手足无措，不知该继续端着架子，还是应当点头哈腰——这里面坐着谁，也没人知道啊。
余希声并不给他多想的机会，降下车窗，把一叠材料往他怀里一丢，就对司机说：“开车。”材料是利用小时候一个网站搜集到的，都是些有关军车的违法乱纪的事，罗让告诉他的那辆车，夹杂在其中，很不起眼。
司机见余希声面沉如水，从后视镜看了眼车外的人，琢磨着不能多管，直接就开车走了。
主任眼睁睁看着小轿车扬长而去，琢磨着这个派头，还真有可能是大领导的子女。他颇为忐忑地低头看材料，没看几行就瞪大了眼。军车私用的情况他知道，有是有的，可一直也没人说要整治，谁都不想做出头羊，那就放着呗。没想到，竟然会因此得罪了“首长的家里人”。材料里列举的事件很多，证据很齐全，他知道，肯定是有几个不长眼的招惹到刚走的那位了。问题是哪个呢？主任不得其解，回去往上一报，后勤处上下一合计，人都亲自上门了，摆明是动了真火。没看都要去警备司令部找纠察了吗？与其等纠察下来，全后勤处遭殃，还不如自己先动起来，内部彻查，把这份材料上涉及到的人、事，都给处理了。
一场风风火火的“严查军车违法违纪”行动，就此拉开序幕。整个行动持续了几个月，大风暴波及范围很广，接连几个基层干部落马。而一批私用军车、违法违纪的惯犯，则被杀鸡儆猴，该抓抓，该判判。像是依附几个“军痞”，才搭上后勤处这条线的孙满之流，显然就属于最好杀的“鸡”了。
余希声从医院离开，一共消失了一个礼拜左右，从新城回来时，孙满已经进了牢房，久久不能开庭的“艾滋病人袭击校园”案，也终于开始审理了。
开庭时，被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，只有个口吃不那么伶俐的律师为他辩护。在原告律师用有力证据回击被告“Jing神病人”的说法后，被告显然慌张了许多。他在庭上甚至对余希声大喊，“不想死就撤诉，否则罗让就是你的前车之鉴”。这除了让他的处境更糟糕以外，并不能起到任何威胁的作用。他显然不知道，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