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情得往回说到1998年，那一年，我还没满17岁。但是因为无知和倔强，在学校在家里都不怎么被喜欢。学校的老师总是特别关注我，也没有女同学愿意跟我做朋友。回到家里，偷偷抽烟也被爹妈抓住，然后就是一顿骂。16岁多，加上天性的叛逆，开始有一种全世界都在跟我作对的感觉。
于是我交了些坏朋友，他们带着我一起，流连游戏厅台球室，我们那会很流行穿白色的衬衫，然后黑色的裤子，看上去Jing神。而自打我和他们混在一起后，我的白衬衫就从此再没有扎在裤子和皮带里过，因为皮带在那段日子成了我们打架最主要的凶器。而白衬衫也几乎从领扣开始下数三颗扣子，都不曾扣起来。尽管没有值得骄傲的胸毛在里边若隐若现，但因此却养成了一种怪异的审美，认为这才是帅气的象征。衬衫的口袋里，总会放上一盒黄色包装的红梅烟，但是烟盒里全是三块钱的朝天门。打火机一定不会是带电的那种，而是打火石。因为这样的话，还能拿在手里把玩装帅。
我们这代人，生于8年代初，在刚刚开始学会用自己的眼光观察世界的时候，一系列香港电影改变了我们很多人，所以当我们刚刚成为青年的时候，很大程度上来说，是被这些标榜义气和武力至上的电影给影响了。我自然没能幸免，也成了学校里老师口中的“不良少年”。
于是带着自负和骄傲，我选择了离家出走，打算离开这个让我讨厌也讨厌我的城市。翻箱倒柜找到自己这么些年存下的为数不多的零花钱，想说去到一个其他的城市，先随便找个工作做下，等到一个月以后有点钱了，也能稍微周转周转。但是去哪个城市，我并没用过多的选择，因为我身上的钱，只够在除去维持小阵子生活之外，买到最远到昆明的火车票。
没有更多让我考虑和选择的地方，心想昆明也不错，靠近南方，冬天不会特别冷，于是瞒着家里人，也把自己当时用的传呼机拔了电池放在家里，乘着晚上父母都睡着，一个人背着包包就出了门。可惜的是，出门后我并未觉得对家里有丝毫的愧疚，而是像一个终于挣脱牢笼的鸟，尽管夜里寒风刺骨，每一丝灌进鼻孔里的空气，都让我感觉到新鲜。
遗憾的是，我忘记了带身份证。我的身份证是高一的时候，学校统一办的，我记得当时拿到身份证的时候，我还高兴了好一阵子，因为那表示我长大了，我能够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了。所幸当年乘坐火车并不需要身份证，只要有票就成。火车站，只有菜园坝。于是我在那个人蛇混杂的地段，就着车站外广场那昏黄但却刺眼的灯光，开始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日记，日记没有感伤的说，我走了，离开这个伤心地之类装逼的话，而是对我的新生活产生了无限的向往。我觉得我念过书，虽然高中还没毕业就逃走了，但是起码到昆明当地找个餐馆服务员一类的工作想来还是不难的，工资也许不高，但是肯定能比现在过得好。等我有点钱了，就逐步做点别的，这一次，我如果不混出个名堂，我就不回重庆。
愿望是美好的，但是若真的说起来，这其实是个很幼稚的计划。我就这么幼稚的，跳上了那列改变我命运的火车。
本来打算买硬座票，因为地图上看昆明和重庆也就一个巴掌的距离。但是心想出门一次，还是别对自己过于苛刻的好。卧铺票比硬座票高出了大约2倍的价格，但是江湖儿女，几时在钱上皱过眉头？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，直到我在火车上因为买了一根鸡腿，而被人找了5块钱的假钞。我非趁恼，打算吸取教训，于是从钱包里找出另一张5块，想说仔细比对一下，到底那张钱假在什么地方，下次可就不能再上当了。一比，发现两张都是假钞。
钱包里的那张，是出逃前一个月，1998年农历春节的时候，我一个远房长辈给我的压岁钱，当时还摸了我头说让我去买点书。出逃的第一天就遭遇如此巨大的损失，可谓出师不利，我开始暗暗为自己的这趟行程担忧，那一天，是1998年的3月6号。
不得不Jing打细算了，我开始选择在火车靠站的时候，到车站里的小卖部买些泡面来充饥，因为车站里面卖得比火车上稍微便宜一点。当时的火车线路，不是一路向南，而是先向西，到四川宜宾后再折路往南前往昆明，98年的时候重庆直辖刚刚一年，大多数重庆人还没有习惯自己从四川脱离。所以我对四川人完全没有陌生感，车到了自贡的时候，由于是个大站，停靠时间比较长，我对面的中铺和下铺人都走了，留下床上杂乱的东西。也许对于中铺和下铺的那两人来说，自贡是他们的家，而对我而言，我却只是一个过客。
很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爷爷的老家在自贡，那里有很多恐龙的化石。小时候也跟爷爷一起去过，不过现在记忆已经模糊了。站在月台上，伸展腿脚，因为一个坐车很久的人，需要到下面站站，接接地气。等到我重新回到车上的时候，对面中铺和下铺，已经新来了两个乘客。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，又黑又瘦，戴了个暗黄色塑料框架，却是黝黑镜片的墨镜，留着两撇八字胡，看上去很像是电影里，浙江绍兴一带盛产的师爷。他盘腿坐在中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