理解为这是古代军队缺乏训练，三天或五天才操练一次，也有网友说是指三天或五天一个训练周期等等，当年本人只是一个吃瓜群众，看这些议论也就是日常消遣，不求甚解，不过自己动笔写大明，就查阅了一些资料，仅供参考，欢迎指正。
咱先说第一种看法，这说法也不能说是全错，因为《大明会典》中记载‘成化元年，令大营提督官每月二次赴团营会操。每年二月十五日上操、五月十五日止。八月十五日上操、十一月十五日止。歇操之日，仍十日一赴教场点视’，由此看来，明军至少不是天天出操，夏季酷暑和冬季严寒应该属于歇操的日子，可所谓歇操是指训练不如春秋两季频繁，不是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一天训练就都没有了，‘正德八年奏准、提督各营、坐营准号头等官、於常操之后、俱令在营操练’，如果兵士不训练，那些官儿操练谁去。况且一些特殊情况，也会改变常例，增加出操频率，‘兵部奏盗贼掠近郭，宜令京营官军不拘冬月五日轮操例，时常操练以备调用’（《明武宗实录》），看来因为天气原因，冬月的明军可能才是符合五日出一次操的。
至于第二种看法，还是《大明会典》：‘弘治十七年，定团营操法。每五日之内、二日走阵，三日演习武艺’，‘嘉靖六年奏准：该操之时，提督官照常大操三日，坐营官小操二日’，这样看来，似乎符合五日一个训练周期的论点，问题是明军还有每天都训练队列走阵的呀，边军‘每五日一大操，一日一小操。大操合一营人马而操之，始之以下营演阵……此则演习战阵之法也……其小操每日操两司人马……大操以立战阵之规，而小操以节军马之劳’（《曾襄愍
公复套条议》），京营将士‘总协大臣，每月以初一、初八、十五、二十三日，合操。其餘二十六日，各营将官，分练各兵’，似乎这种看法也不全对。
历史在发展，军事技术不断进步，操练体系也同样在不断完善改进，《大明会典》里的教练军士律是覆盖到全国的，明初无论在京还是地方卫所，都要轮班赴京御前试验，‘军士中者受赏。不中者亦给钱六百文，为道里费’，至于军官就没这好运气了，手下军卒不达标到一定人数，自指挥使以下住俸降职，甚至面临发配的结局，‘在京卫所发广西南宁、柳州守御。在外卫所，北方者发极南烟瘴地方，南方者发迤北极边卫分守御’，就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‘所试军士、四分以上不中者，住俸一年。六分以上不中者，都指挥罢职’，在这样严格要求下，各地卫所肯定严抓训练考核，不敢放松。（按：只罚官不罚兵，浓浓的朱元璋风格）
明中期嘉靖年间军屯败坏，屯兵大量逃亡，失去供养的卫所战兵的战斗力大幅下降，但训练的老底子还在，迭阵法立阵迎敌，倭寇同样占不到便宜，‘今卫所之兵，所习者，不过迭阵法。迭阵法者，兵之正者也。今倭人跳梁轻捷，设伏用奇能为不败者，正兵也’，问题倭寇大多是散兵突袭，阵战所谓的拒马等等用不上，江南水网密布，稻田纵横，你想列阵也没处摆去，结果往往就是‘欲以正兵应之未有不溃败也’。（《皇明经世文编（徐长谷文集）》）
所谓名将，就是能够及时因地制宜，因时制宜，唐顺之根据江南地形改良阵法，创立了五个人为单位的鸳鸯伍，戚继光又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十二人为一队的鸳鸯阵应对倭寇，待北上之后，又重新调整编制，配备车营，同时编写兵书，传播自己的练兵之法，当然戚少保认为自己只是总结光大了前人的操练技术，并非创造，明军训练体系得以再次发展进步，并在之后的万历朝鲜战争中大放异彩。
时间推至明末，此时的大明帝国内忧外患，风雨飘摇，熟悉明军作战方式的后金兴起，攻城略地，屡战屡胜，但也不是说此时的明军就是一触即溃的花架子，即便全面溃败的萨尔浒之战里也不乏有潘宗颜这样的亮点存在，明军失利后依然能‘即退至前夜驻军之壕内，列四方阵，营周围掘壕三层，壕外密布骑兵一层，前列枪炮一排，其马兵后之壕沟外，列三排重枪炮，枪炮手皆下马坐待。其三道壕内，众军皆下马整队以待’（《满文老档》，天命四年三月），算得上有板有眼，颇有可取之处。
再之后无论是皮岛之战还是崇祯十三年的松锦大战，明军从将领到士兵战场表现和战斗意志也都可圈可点，与清军打得有来有往，互有胜败，清军赢得绝非一帆风顺，尽管清初史料讳败言胜，隐瞒伤亡，但从一些资料和满洲丁口变化中仍可窥一斑。（《崇祯十三年辽东战守明档选》、《满文老档》）
一场战役的胜败军队训练是重要因素，但一个王朝的灭亡却不能全部归咎于兵事，大明传国二百余年，体制僵化，积重难返，再赶上天灾人祸，朝中忙于党争扯皮，练出再多的精兵良将和新式火器也只是给对手送菜，反观后金政权，既有在小冰河的气候条件下极力拓展生存空间的必要，奠定辽东胜局后已然攻守倒转，统治者尽管在内部争权斗争中手段血腥酷烈，但能快速有效整合一致对外，针对明军战术武器变化及时调整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明亡清兴，有其偶然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