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依宁。依依不舍的依，本固邦宁的宁。
1987年4月，文\革结束后的第十一个年头，大陆民间组织了一场“大陆─台湾寻亲活动”。我们一行已从台湾归来，每个人都带着各家各户的欢喜或哀愁。
但欢喜或哀愁的程度都是淡淡的，如同冬季清晨稀薄缭绕的雾气，深陷其中，片刻却又无踪。
时光是所有事物的坟墓，曾经激烈的情感，即使深植于血脉骨髓，也会在生命的传承中逐渐淡去，就像雾气。
儿时的记忆鲜明而模糊，似乎每日都漫长得如蜿蜒而去的铁路看不到尽头，可仔细回想时，只有某时某刻的一点，会掸去尘土般莫名清晰。
我带回了一张父亲的照片。照片年代久远，已然泛黄，父亲眉眼模糊，却依旧能感受到他微蹙的眉心传来的亲切。他坐在曾经只有我能够随意进出的书房的椅子上，从照片中看着我。而拿着相机拍下这一幕的人是谁，我也心知肚明。
原来我的记忆还未消歇。
从台湾回来后，我去给刘叔叔扫了墓，带着刘恒曦给的照片。这墓是空的，里面只放了几件他穿过的衣服；那墓也很简朴，说白了就是个土包。
解放后的中国疯了，连带着他也疯了，因为上头说他是特\务，说他叛党，因为他曾经和我爸这个跑去台湾的国民党有密切关系，所以他叛党了，应给他严厉的处分。
可是在某一天的清晨，他消失了。有人说听到了半夜在东陵，他投湖自杀的声音。尸体捞了几天没捞上来，估计是被水里的鱼给吃没了。
东陵只有一处湖，叫东湖。后来又改名叫龙潭，还立了一块大石头，上面用鲜红的行书写着更改后的名字。
这湖挺好看的，没事儿我就来湖边转转，享受生活。
终于等到中国的疯病好了，拨乱反正，给好些人平反。挨到平反的人很少，大都死了，刘叔叔这种不知生死的，也给算死了。
但墓还是个土包，没啥变化。
我躲着守陵人，在土包旁边挖了个小坑。我不年轻了，却做着偷偷摸摸的事儿，真不嫌臊得慌。
于是快手快脚地把照片浅浅地埋了，扑落掉满身土，转身还是受人敬仰的依大夫。
我是独自来的，骑个自行车晃晃悠悠，一天便过去了。晚上回家吃过晚饭，女儿大了，有自己的心事，我也不说，只因着我也有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
入了夜，也睡不大着。外面的月光很亮，便推门出去，颇有些“解衣欲睡，月色入户，欣然起行”的意思。不过我很可怜，念无与为乐者，也寻不到张怀民。
幼时这般时候，也是有月亮，也是这般亮。这话说得奇怪，好似从前没有过月亮似的。是因为从前要看的、想看的太多了，只顾着低头，就忽视了天上的月亮吧。
北市场不知何时开始萧条，到如今早不见曾经的盛况，大观茶园也没了，只留下了光秃秃一片空地。这一回，没了戏台，又或者，戏台变得像空地一样大了。
穿过北市场，是大北关。
我沿着街道一路往里走。方向是熟悉的，街道却不熟悉。但是这一代都是平房，那一栋黄色的三层小楼十分乍眼。
来到院墙外，墙上爬满了爬山虎，零星有几朵小红花，呜呜糟糟一团。院门落了锁，似乎有麻雀在房顶做了窝，有人接近，便伶伶利利地飞出老远，不知落在了哪里。
四下寂寥无人，唯有月色寥落。
手脚比之麻雀还要伶俐，爬上墙头纵身一跳，先入眼的是一只树桩。树桩上爬满了绿色的苔藓，盖住了年轮。
天上落了雨，雨霏霏而蒙蒙，苔藓shi滑。我顶着雨，头侧耳听了会儿，这树桩曾是一株芭蕉。东北的天气不适合种芭蕉，可她就是活了，一到下雨天，雨打芭蕉，叮叮咚咚的，像迎风的风铃。
听了有一会儿，我去了小楼门前。门堂延伸出的盖顶为我挡了雨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来，他还是会为我挡雨。
门没有锁，咯吱一声便开了。想来是偷懒，当初查封的时候，觉着封了院子便好。时间久了，鬼屋、鬼宅的传言甚嚣尘上，更加没有人敢来了。除了我。
屋子里黑洞洞的，弥漫着灰尘的味道。
我像一只来自过去的、又在现下回归的幽灵，游荡在房子里。我的记忆还在五十年前，能够清晰地还原出当时的景象。你看，小姑坐在侧首的沙发里头，和妈说话，姑父握着小姑的手，含情脉脉地听她说——大抵是听个半懂的，这个洋鬼子，但他就是爱听。翠珠拿着根绳子逗弄多多，小平蹲着，时不时去抓多多的尾巴。大哥在看书，他总是看书。柳叔在一旁抽着烟，那滋味儿可呛鼻哩！
还有。
木质的楼梯似乎被虫蛀了，颤颤巍巍如行将就木的老人，踩在上面须得小心翼翼。他似乎还认得我，这里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还认得我。踩在二楼结实的地面上，我向左看了看，又向右看了看，再回头向楼下看了看。
楼上更黑了。我打开了手电筒，却只能照得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