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权条例与商界归心
山西省高等法院，资深法官沈钧儒的书房。
夜已深沉，厚绒窗帘隔绝了太原城的灯火与声响，唯有书桌上那盏绿罩台灯，在堆积如山的法律典籍、案卷副本和写满批注的稿纸上，投下一圈温暖而专注的光晕。
沈钧儒年近五旬，面容清癯，一副老式玳瑁眼镜后的目光锐利而沉静。
他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修法律，回国后历经司法腐败与军阀干预，一度心灰意冷，直至受邀入晋，参与构建这套带有鲜明山西特色的司法体系。
太原审判，他正是审判长。
此刻，他手中拿着的，是一份来自督军府机要处的、措辞简洁却分量极重的指示函影印件，以及林砚亲笔签批的《新治图说》草稿相关章节的摘要。
指示函的核心要求清晰：
以太原审判案例为实践基础与理念注脚，由高等法院牵头，联合立法咨询局、警察总署、监狱管理局及社会学者，在三个月内，起草并颁布一部系统性的《山西省人权保障条例》。
沈钧儒放下文件，摘下眼镜，轻轻揉了揉眉心。
作为法律人，他深知在1920年的中国，提人权保障何其超前，甚至冒险。
但太原审判的全过程，以及林砚事后的定调，让他看到了超越单纯案件处理、进行系统性制度建构的可能。
这不仅仅是一部法律文件，更是对山西近年来一系列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实践的理念总结与法理升华。
他铺开新的稿纸，提笔写下标题：《山西省人权与基本自由保障条例（草案）》。
开始明确思路并勾勒框架：